究竟選擇做抺窗工人還是外科醫生?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會揀外科醫生，但若然要做外科醫生，就要違背自己良心呢？大家又會如何選擇？
雖然良心唔可以當飯食，但要違背良心過日子話，會唔會比死更難受？
害怕中共的管治，就是怕有一天，連出一篇blog、一個facebook status 又或是私人訊息，都會被人定罪．．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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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怡 -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
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3日
1968年初，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，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。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（Oedipus）的故事：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，殺了父親，娶了母親，當他知道真相後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，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。托馬斯說，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，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，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，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，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。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，鼓勵他寫成文章。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，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，不過他隨手就寫了，也拿給了雜誌社。編輯非常欣賞。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，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，杜布切克被捕，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。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，後回流捷克，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。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，歡迎他回來，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，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「伊迪帕斯」這篇短文，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，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。醫院領導說：「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，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，對你有什麼損失？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，不會發表。」托馬斯沒有反應。領導問：「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，有什麼重要意義？」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：「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。」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，提出較溫和的要求，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。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，送客。下一個鏡頭，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，轉行去做抹窗工人。
這是捷克作家米蘭．昆德拉小說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》的其中一個情節，小說二十多年前拍成電影，香港取名《布拉格之戀》。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，深有感慨。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「輕」，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，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，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。值得嗎？從經濟價值判斷，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，答案都太明顯。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、「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」呢？
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，他可以否定、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，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，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。「伊迪帕斯」雖是他的隨興感想，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，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。能否刊出，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，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，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，如果他這麼做了，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。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，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，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，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，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。這是「生命中不能承受（簽一個名）的輕」。
對於大部份聰明的香港人來說，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。對於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，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領導人提出，自己早就自動「識做」了。梁愛詩說，若外籍法官不愛（中）國，大可以不當法官。對她和她這類人，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。而法官如果沒有獨立人格，還能維持公正獨立的司法嗎？沒有獨立司法，法治也就會成為「中國法治」了。
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，她老闆拿一叠「反佔中」表格要僱員簽署，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，她問筆者該怎麼辦。筆者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。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，她不想簽。她未必會被解僱，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。
有人拿錢遊行；有人拿錢代發傳單；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，胡言亂語。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，因而許多人在簽名時說不出「佔中」是啥意思，有人把「反佔中」說成「反中央」，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，言不由衷，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。正如電影《逆權大狀》中說，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，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。在今天，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，真正尊重生命的人，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。（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rleeyee）
1968年初，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，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。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（Oedipus）的故事：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，殺了父親，娶了母親，當他知道真相後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，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。托馬斯說，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，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，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，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，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。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，鼓勵他寫成文章。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，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，不過他隨手就寫了，也拿給了雜誌社。編輯非常欣賞。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，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，杜布切克被捕，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。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，後回流捷克，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。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，歡迎他回來，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，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「伊迪帕斯」這篇短文，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，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。醫院領導說：「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，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，對你有什麼損失？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，不會發表。」托馬斯沒有反應。領導問：「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，有什麼重要意義？」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：「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。」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，提出較溫和的要求，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。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，送客。下一個鏡頭，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，轉行去做抹窗工人。
這是捷克作家米蘭．昆德拉小說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》的其中一個情節，小說二十多年前拍成電影，香港取名《布拉格之戀》。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，深有感慨。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「輕」，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，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，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。值得嗎？從經濟價值判斷，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，答案都太明顯。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、「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」呢？
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，他可以否定、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，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，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。「伊迪帕斯」雖是他的隨興感想，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，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。能否刊出，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，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，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，如果他這麼做了，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。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，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，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，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，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。這是「生命中不能承受（簽一個名）的輕」。
對於大部份聰明的香港人來說，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。對於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，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領導人提出，自己早就自動「識做」了。梁愛詩說，若外籍法官不愛（中）國，大可以不當法官。對她和她這類人，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。而法官如果沒有獨立人格，還能維持公正獨立的司法嗎？沒有獨立司法，法治也就會成為「中國法治」了。
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，她老闆拿一叠「反佔中」表格要僱員簽署，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，她問筆者該怎麼辦。筆者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。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，她不想簽。她未必會被解僱，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。
有人拿錢遊行；有人拿錢代發傳單；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，胡言亂語。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，因而許多人在簽名時說不出「佔中」是啥意思，有人把「反佔中」說成「反中央」，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，言不由衷，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。正如電影《逆權大狀》中說，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，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。在今天，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，真正尊重生命的人，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。（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rleeyee）
